快捷搜索:

威图,麻辣诱惑,而这样的努力严重忽略了当时的“

  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被表述为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蕴涵的危机,这样的危机必然导向无产阶级革命,进而终将导致自身体系的崩塌。但是随着现代性全球化生活方式的推进,资本主义似乎在一次次的危机中“幸存”[3](survival of capitalism)下来,又一次次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甚至活力。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当代发展表现为一种剧烈的空间生产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全球化扩张的趋势,在全球领域的空间互动和结构重组中使危机得以转换。[4]这个过程直接导致两个现实结果:一是当今的不平衡世界体系样貌或中心与边缘对峙格局的形成;二是当今人与自然关系视域中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显然,新的资本主义危机在今天走向了一种空间化,即走向了以城市化与全球化为实在地理景观的空间发展危机。故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危机依然存在和危机转换的当代社会空间化表现,及由此发展出的形态各异的社会空间哲学理论。

  代价是忽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固有历史-空间辩证法精神,现代社会仰仗科技手段的进步,社会交往关系由物质生产生活决定,使空间摆脱了任何的特定地点而走向了虚空。不同的社会交往领域沉淀了相异的社会制度,或者只能停留为不精确的、模糊的运用。实践描述了一种社会关系,同一化的计时体系超越了地域隔阂被精确的使用,时间的安排就不会成立,因而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阐释自己的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制度代表了一种历史性生产生活微观空间的宏观化视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

  现代性社会的空间化展现出高度全球化的特质。科学技术扩张条件下的时-空分离与虚空,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社会各个维度的全球性变革。首先,跨地区时间标准化使工业生产的劳动时间进一步精细,空间支配的缺场使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和跨国管理成为可能,导致劳动分工的国际化。其次,规范化的时间标准和空间的缺场,让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寻求成为可能。“工作时间”的精密和“工作地点”作为生产要素的淡化,使雇佣本身具有了全球性,也就意味着资本剥削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开拓是资本私人占有并寻求资本积累的根本需要,空间的缺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范围内商品交换和资本流通的效率,使资本主义得到全球化发展。再次,时-空分离与虚空使得“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而且通过两者的经常性链接,直接影响着千百万人的生活”[25]18。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监督手段、检查机制随着商品生产体系的全球扩张而扩张。最后,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来了资本的恶性竞争,跨时空的、世界性的全球化军事秩序得以建立。

  从前文所列理论家们对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建构的共性中可以看出,面对危机转移理论,他们都从抽象的方法论走向了具体的社会分析。这是他们共同给予我们的启示。但又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实证主义的传统主流社会学方法,囿于任何具体科学而规避哲学。以牺牲马克思整体理论精髓为代价,就忽略了它固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因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哲学或空间批判哲学属于空间哲学理论,必须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方法透析和把握当代社会的空间化,才能真正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当代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如何可能从抽象的本质科学上升为具体的现实社会科学。我们认为,从抽象科学上升到具体科学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走向一种空间化的社会批判理论。

  阿尔都塞试图以结构主义的方式来矫正历史决定论,但又矫枉过正。他认为以历史主义的视角(卢卡奇、葛兰西)来阐释马克思哲学,导致历史本身成了实现人的唯一发展目的,历史主义本身成了人本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无意识中发生作用的表象体系)表达。“结果是,历史被引入到人的本质之中,使人成为当代历史效果的主体,而生产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都被简化为历史化的‘社会关系’。”[19]140所以阿尔都塞通过多元结构的分析反对历史主义,主要是以结构性的历史建构消解了历史主体,使历史成为一个无主体的过程以消解人本主义。在这个进程中,他揭示出了历史本身的内在要素差异性内涵和结构间矛盾共存性的本质,因而“正是这个论点爆炸了。麻辣诱惑爆炸的结果是主体、人的本质和异化等概念完全消失,化为乌有,无主体的过程这一概念得到解放,成为《资本论》中一切分析的基础”[20]。阿尔都塞勾勒出的社会历史动力复杂性特征,试图摆脱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决定论而走向了结构决定论或多元决定论。

  由此,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所谈的社会历史是从非历史主体维度,摒弃了人本主义问题式而展开讨论的历史,这种认识又与马克思早期思想“断裂”后渗透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故他对社会历史的阐释是非历史主义的多元性结构。在历史这个整体结构中,特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着特殊的社会结构,成为“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13]48。阿尔都塞进而开辟了社会结构的问题域。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单是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关系,不能还原为排除了生产关系的主体间相互关系[19]174(欲望、斗争、主-奴关系、承认等)。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一种要素的独立,永远都依赖整体的形式。阿尔都塞对结构内部要素的建构分析蕴涵了对社会空间结构性质分析的理论潜力。他把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看作一个社会整体中相对独立的结构,一方面把社会整体当作具体结构多元要素关系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又以此为基础,寻找到社会历史整体的不平衡特征。关于后者的讨论也一直延续地影响到萨义德的不平衡理论,[21]本文不再展开。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既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一个重要方式,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强烈的现代生命力,又为我们思考一百多年来中国道路的探索提供或突出了空间视角。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艰难探索,离开了历史性的空间视角,我们就不能深入理解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伟大而曲折的社会历史空间重构和创新。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空间哲学视角,应该以空间化理论的新形式新理论和新方法阐释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不仅是理解当代、把握当代的新视角,更是“道路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总而言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当代空间化社会哲学和空间社会批判哲学,既是中国能够理解当代、走向当代,更是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7]的伟大视野下共同发展当代的关键一环。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内生的空间化社会理论有自己的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在这一点上,辩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固有的历史-空间辩证法至关重要。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抽象静止的空间概念上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和历史结合在一起,从物质本体论的意义上理解发展本身,因而是非空间的表述。但马克思主义空间哲学的空间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却是从一个动态空间的视角看待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去理解自在的空间(“自在之物”的空间),而是把空间当成一个历史性概念,亦即空间化概念。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解释必须从重构马克思生产概念的空间性内涵、社会关系概念的空间根基以及历史概念的空间现象开始。在与当代西方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相关理论的交流交锋中把握当代社会现实的现象与本质;抓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化的根本性特征,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全球化和国家再区域化发展、城市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空间关联、全球生态空间等重要问题,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的两个基本任务。

  如果说哈维深刻地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价值论的空间化发展和发展的地理不平衡性,那么安东尼·吉登斯作为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则从现代性的范式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空间特质。吉登斯综合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相关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之间建构了二者交互的社会结构化理论。在他所开创的这一理论方法下,具体讨论了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时间与空间以及现代性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特别以时-空的脱离、虚空的现代性视角研究现代社会空间化。

  [25]16从不同视角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它的延续依靠对自然现象变化规律的把握,现代社会时间的分割和运用成了消灭时间本身的机械循环过程,从实践的维度理解社会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创建之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随着“日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和“跨地区时间的标准化”[25]15,时间虚化又使得空间(space)与地点(place)的分离成为可能,从空间视角来看,例如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为根本的农业生产,虽然这些理论家们在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的空间化转型时,极盛现代性社会的时-空关系极为特别。而是用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是“这些个人彼此发生关系的总和”[6]。因而实际上是时间脱离并控制了空间。空间特征如果失去了有效性,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展现为一种社会内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的实践交往关系。而是一个能够变化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7],抽象时间变成了刻度计量的物理单位。

  列斐伏尔同样把都市现象划分为三个空间层次。[16]88-95首先是整体性/全球性(global)层次,是从全球性或主权国家的视角界定的、最为普遍抽象的关系层次,如资本市场与国家一体化空间政治的关系;其次是称为混合性(mixte)的中层空间,即城市的空间,指教堂、学校、街道等建筑和非建筑物的位置性及情景性的功能空间;最后是私人性(privé)层次,是列斐伏尔都市空间研究的重点。它阐明,在都市空间中,私人的存在空间压迫最为深重和“无关紧要”,只有建筑形式或情景区域才有意义。都市社会的一个空间化政治对抗表现为,城市设计与投资者异常活跃,而居民或住户则一片沉默。整体社会空间的总体性生产过程被肢解,城市被赋予了交换价值。日常生活的、尼采式与海德格尔式元哲学意义上的“栖居”(Ihabiter)状态,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商品交换逻辑中变成了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空间存在,并于生活实践的名义下功能化,成为“定居”(Ihabitat)。由此,空间就被作为住宅的形式分割流通而成为一种商品,“当近距离审视都市时,它便会变成碎片”[16]173。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再生产理论中,都市化并没有消除工业矛盾,相反成了统治者。[16]193

  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文中所列的理论家们在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的空间化转型时,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由于学科背景和理论视角的桎梏所产生的片面性。具体而言,被禁锢或被误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社会理论要么被当作纯粹的社会学传统,忽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固有的辩证法精神;要么区隔了历史性与空间化之间的动态的总体性辩证法。这就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社会理论脱离哲学批判就不能成为其自身。

  前现代社会里,并且这样的有机体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5]143。但这个有机整体并“不是坚实的结晶体。

  空间生产理论把生产与空间阐释为一个双向理解的互动过程。列斐伏尔把空间从一种抽象的、主观的知觉意识传统(笛卡尔把空间和时间归于那些有助于命名和分类的感官证据的绝对领域、康德把空间和时间看作是人的先验直观形式)转变或者重释为一种自然物质形态空间与社会空间。这个意义上的空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紧密关联。因而生产被看作是在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中的实践过程,也即是生产本身的空间化。同时,列斐伏尔又将空间概念阐释为生产实践的概念。通过占有和生产空间,[14]空间的分割与管理成了资本再产出的新基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空间的过程,及这一过程的当代延续,亟须和强调空间的能被占用和空间的精细管理。所以“这个空间(工具性空间)表面上是透明的、反射性的和反思性的,然而它没有任何的纯洁性。它本身也是根据‘生产者’的意见和利益而被生产出来的,尽管他作出了一副要公平的取代自然的样子而出现在了自然的土地上”[15]。当然,这个过程也展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占有和运用作为资本主义不断扩充的生产资料而展现出的、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16]193。

  内容提要: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当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可能从“抽象的”本质科学上升为“具体的”现实社会科学。面对日益空间化的社会现实,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可能生成出自己的社会空间哲学理论至关重要。但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直接转化成为社会空间哲学,更不能沦为实证的非批判的社会空间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启的社会空间哲学是社会批判理论,但它首先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批判,而是在反思批判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方法或其中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才成为可能。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中所固有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精神出发,从反思批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视域局限入手,在与当代西方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生态学等交流交锋及问题域重构中把握当代社会空间化现实的现象与本质规律。这种理解既印证着马克思主义依旧繁盛的当代生命力,也为科学地看待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道路探索历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法论视角。

  列斐伏尔的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虽然在都市空间哲学建构中提醒或者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人类生存总体性的视野,但关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空间批判的三个层次(整体性、混合性、私人性)划分,本质上是存在主义视角下的人本主义思想,最终难免走向一种文化的乌托邦。这也是为什么阿尔都塞大异其趣地提出结构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之原因。但是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进行的“过度”阐释,并没有准确地把握马克思阐释的真实的社会历史生活过程,而是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结合处过于陷入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这种阐释是脱离了物质生产基础的“超级结构”,是现实社会空间表面上占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超级结构,实际上只是以浓缩形式出现的伪装。阿尔都塞真正的贡献却是在多元决定论中提示了空间化社会结构的问题域,并深刻影响了哈维的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哈维在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从地理景观表征透视了资本主义当代危机的空间转移和资本循环逻辑的地理学本质,却在经济学与地理学的桎梏中难以明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本质和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动态空间性内涵。吉登斯从现代性的问题域出发,综合传统社会学理论,阐述启蒙以来极盛现代社会的时-空关系变化,并于风险现代性的极端全球化后果与个人生存和心理的艰难境地之间,表达了他的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然而吉登斯的片面性在于,他直接把马克思当作一个传统社会学家,使马克思的思想禁锢于社会学传统而忽略了哲学。这导致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再生产理论的哲学视角之缺失,只仅仅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单一社会动力决定论。

  这种新范式的潜力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考察深入到了现实的、具体的空间化资本主义社会领域,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解读也是空间化了的社会理论(阿尔都塞即是如此)。也就能总结说,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之所以能够支撑或成为当代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的潜在动力,就在于马克思通过深刻剖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把问题看作“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3]42。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不是在抽象的观念空间而是在现实的社会空间中展开的,“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3]43。

  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生产实践概念归根到底是以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辩证法。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具有两重基本含义。首先它指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在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生产,而这种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同时便会既生产出新的产品也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一定的人类社会存在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物质实体存在,而是一个由特定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维系的复杂总体结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具有主导性和历史性特征的动态结构。其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地位与作用都各不相同,往往有一种形式处于统治地位、起到支配作用。[7]比如:古代曾经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血缘家庭,在今天被降低为一个单纯的消费单位。同样,在古代社会中曾经起主宰作用的农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反过来作为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个部门而从事生产与再生产。再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相互生产与再生产的总体关系,“一定的生产决定了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互相间的一定关系”[8]。换言之,“生产关系不仅仅是生产环节所决定下的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环节或阶段的完成与实现过程,而且是生产环节分别作为分配、交换与消费诸环节/主体而自我实现、自我展开的多重现实可能、意义并存的结构、组合关系或转化的过程”[9]。当然,在“走向经济必然王国”的“入口处”(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最直接突出的主体、最紧迫的现实是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通过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模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阶段的狭义理解中对资本主义共时性的、结构性的社会本身进行分析,明确昭示了空间化社会理论的可能。

  这些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建构都或多或少地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建构各自的空间化社会哲学,但又都对其哲学方法论有所忽略和牺牲,故不能详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中固有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精神。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方法走向当代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空间理论走向空间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须在借鉴批判以上现代空间化社会理论路径中得到更为深刻和本质的理解。

  列斐伏尔对空间化日常生活研究的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倾向,恰恰是阿尔都塞所批判的。阿尔都塞虽然并没有直接建构一种空间哲学或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但他从结构主义探析现代社会的路径中,埋藏了讨论空间化社会结构性的种子。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无意识”的发现,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社会结构分析的历史性和总体性理论,又特别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矛盾历时性的学说,改造为超级结构(super-structure)的“多元决定论”(或过度决定论)(over determination),开辟了社会结构的问题域。阿尔都塞的理论对社会空间哲学之重要意义就在于,“多元决定论”的结构辩证法成为20世纪西方空间哲学转向和社会空间批判哲学建构的重要方法论资源,启发了斯图亚特·霍尔的“多元决定论”、普兰查斯的国家空间理论、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以及大卫·哈维、尼尔·史密斯等人地理学哲学的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

  受到卢森堡、曼德尔、罗斯多尔斯基以及阿尔都塞等人的成果与思想的影响,当代《资本论》最好的解释者大卫·哈维从多元空间角度分析和阐释现代社会的空间结构,并直接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论中引申出空间的三元结构性分析。哈维和列斐伏尔具有家族式的相似性,都提出“三元空间的辩证法”,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作出空间化的创造性理解,[18]但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主要着眼于历史,而哈维的三重空间辩证法则是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概念的三重价值结构体系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以一种共时性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循环理论和危机理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揭露批判所蕴涵的空间化社会理论,本质上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理论。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资本主义社会是本质上不断产生危机的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表达了这种核心思想的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阶级的两极分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激化又在资产阶级利润率的绝对下降危机中达到了临界点,资本主义就必然走向崩溃和灭亡,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0]874。在此基础之上,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威图《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交换领域视角强调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过程的周期性、复杂性、弹性、韧性或者尚且具备的活力的空间,是对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回溯、反弹的一种增长活力的考察。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道路自信的空间辩证法研究”(18BZX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空间化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13JJD710002),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文科“百层次”科研项目“习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与理论体系研究”。

  吉登斯在极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主要是对现代社会行为制度与模式进行理论的探讨,包括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等。[24]在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影响下,吉登斯同时综合了涂尔干的社会结构对社会个体行动的决定论,和韦伯的以社会行动者意志为核心的社会理论,在两种社会理论之中作出自己的理解。他把社会结构一方面看作社会个体行动所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把这种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结构看作能够反作用于或者反制约于社会行动者日常生活和生产的规范。

  并在虚化时间(empty time)的前提下也虚化了空间。存在根源上的偏见和失语,时间与空间总是一同出场。但恰恰是差异的学科背景和理论视域暴露了一种桎梏性,共同尝试挖掘或重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本由空间支配的“在场”(presence)转变成了“缺场”(absence),相较于前现代性社会(即前资本主义社会),而历史性的交往关系稳定结构或即存秩序即是制度。所以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能穷尽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时-空分离成为可能,时间的计算和运用在极大的程度上与空间地域不可分割,”[5]56社会不是独立个人的集合。

  进一步说,哈维的空间辩证法其实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危机和循环理论展开。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把资本主义本身最根本的矛盾描述为“流通时间从一个方面说对象化在货币中”[23]52,在最大限度上克服地理空间的距离,目的是为了使私人资本获得尽可能“高效”的积累,“力图达到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23]52。“另一方面,它又企图通过充当流通时间和流通过程的中介的各种器官,赋予流通时间本身以生产时间的价值,把这一切器官规定为货币,更进一步则规定为资本。”[23]52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流通资本本质上又重新成为一种私人拥有的固定资本、一种现有的财富。在哈维看来,这是资本试图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周期性循环,它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必然生产出它的“死劳动”[10]269:固定资本要件、作为使用价值的地理景观,确保在“相对时空”下的交换价值的实现。但是由于产品过度积累所导致的危机,资本主义在另外一个周期内又不断把建成的地理景观毁坏重组以开辟新的剩余价值空间。这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永存的而且是循环的矛盾。哈维在地理学的意义上深刻的表述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为了解决过渡期的问题,不停把作为使用价值的地理景观进行投资重组和自我贬值,通过这种循环来延缓或转移过度积累的危机。这个过程中,剩余资本还被投向直接生产领域之外的消费领域、服务领域或交通领域。一方面表现为对未来进行投资,包括学校教育、生态、军事竞争等,把剩余资本转移到对付假想的未来对手上;另一方面在地域上转向外围空间、落后地区的开发投资。后者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发达地区本地发展的空壳化及外围世界表面上的新工业化繁荣,展现出一种新的、地域空间发展的不平衡。对资本空间化循环理论的解释,本质上是空间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危机转移理论的空间构型、地理学的理解。

  吉登斯把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这三个社会思想家关于现代性问题直接或间接的讨论,归为一种单一社会内在动力主导的、非此即彼的社会学研究思路。[25]9在结构二重性理论的背景下,他把对现代社会的讨论、现代性的研究展开为四个制度性维度,即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体系和军事暴力。其中工业主义除了指涉一种制度,还蕴涵生产过程中工厂、机械等物质力运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指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监控体系与现代社会的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显现了现代性对私人空间的压迫和透视,标志着组织化权力、威图民族-国家疆域监管能力的世界性增长;现代性宣告整体性战争的开始,工业主义的全球扩张及资本主义带来的世界性资本恶性竞争改变了战争的区域化,走向了全球化。在极盛现代性社会,这四个维度的展现以时-空关系的当代转变为最基本的坐标背景,是吉登斯阐释现代性社会空间化特质的一个切入点。

  列斐伏尔第一个在真正严格的意义上界定了“空间生产”的研究视角。他的思想发展和理论探索始终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密不可分,也正是在对现代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中,他试图挖掘、发展马克思思想中关于现代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及其价值。20世纪50年代,列斐伏尔开始思考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败问题;20世纪60年代参与了法国政府城市规划设计,并在与法国建筑学派之间的交流中开启了对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的建构,成为城市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人。在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下,列斐伏尔的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大致可以凝练为两个核心:一是在资本主义“幸存”的当代现实中开创空间生产理论;二是基于马克思辩证法精神提出了“三元空间辩证法”,开辟了都市社会空间哲学问题域。

  卢森堡就认为《资本论》第二卷反映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假定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仅提出了扩大再生产问题而没有给予解答。[11]她把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建构看作是这种主观的、抽象的认知公式的演绎与推导的产物,而这样的努力严重忽略了当时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12]。由此,在卢森堡看来,资本主义危机理论重要的核心是资产阶级过渡期的剩余价值问题所产生的困境,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再投资的问题。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获得的资本用于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所处的流通过程其实表达了一种空间的不平衡模式:资本主义的投资再生产关键在于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开辟,是商品在资本主义外围世界的流通。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在空间上的流窜,是资本主义屡次危机又幸存的关键。这样的思考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视角下的社会空间批判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启迪之后的思想家去开辟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空间新范式。

  作者简介:刘怀玉(1965- ),男,河南南阳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张一方,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对空间生产理论的进一步思考促使列斐伏尔开始寻求研究当代社会空间问题的总体方法论。在新资本主义(neo capitalism)条件下,列斐伏尔提出“三元空间辩证法”,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的三位一体辩证法。[17]空间实践实际上体现为日常生活的城市消费景观,作为空间使用的功能性概念,主要描绘民众现实生活状态(游走的、观光的),参与这个空间的行动主体通常是被统治的社会阶层;空间表象则是概念化了的规划空间,通常指智力设计的、技术系统主导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实现,目的在于把商品化的空间进行最大效益化,因而与日常生活的空间发生倾轧,使利益与生活体验之间产生区隔;表征性空间是符号化了的空间,作为升华了的无限想象空间,既体现一个社会或一种制度的凝聚力及记忆力(如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空间),又间接反映人们在生活中实现不了的文学艺术化或心理学化的解放诉求。[18]表征性的空间后来也成为詹姆逊“空间图绘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法认为,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都有自己的空间特质:古代城邦社会是政治、宗教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神圣性空间,庙宇、神殿等地理建筑景观具有严格的封闭性和排外性。而中世纪社会在继承欧洲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空间遗迹中出现了新的空间,其最初是基督教对天空的垂直、直接崇拜,并衍变成了对神秘抽象空间的崇拜,后来这样的崇拜和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的货币统治世界体系连接在一起。

  其次,他们共同开辟了一条从抽象到具体的社会空间批判理论之路,本质上乃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借鉴或扩展。列斐伏尔开辟了都市总问题式,把空间的辩证法运用于现代社会以剖析城市社会的空间问题,并最终在空间化的生产关系中指向对都市社会人们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关切,把都市生活看作人们日常生活的现代性表征。以此从抽象空间哲学方法论走向具体现代都市社会。阿尔都塞把社会历史阐释为多元结构决定论或过度决定论,试图克服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决定论。把结构建构的历史看作结构多元要素间相互制约又相互决定的无主体过程,蕴涵着空间化社会结构的理论潜力,开创了空间化社会批判的结构主义新视角,尤其是对后来研究具体空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产生了巨大理论影响。哈维直接从空间化视角重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体系。他的理论比阿尔都塞更有现实性和目的性,即试图从空间本质揭露资本主义的当代性所表现出来的虚假繁荣,进而解析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转移的地理空间化本质。显然,这是从空间化、地理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扩展。吉登斯对现代性社会的空间化思考,更为明显地刻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影子。他在对极盛现代性社会的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维度的讨论中,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对时-空的变革和管理来控制劳动力以提高剩余价值率的过程。马克思同样谈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空间和时间的管理,根本上是为了“节约时间”,而“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23]108。但是吉登斯从马克思的工业主义、资本主义阐释中又衍生出了监控手段和军事暴力两个因素,并也讨论了二者的全球性质。虽然这样的衍生多有误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整体性之研究,但是多维的现代性理论还是为后来研究城市空间、国家空间的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更广泛的可能性。

  历史唯物主义为何与如何可能成为社会空间哲学?一般而言,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有广义历时阶段形态论与狭义的现代性共时结构论两个维度,社会哲学侧重于后者。狭义的现代性共时结构论又分为“社会危机论”与“社会有机体论”两个视角:“一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以盲目的必然性、即持续内在危机与自我异化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发展理论,二是关于现代社会作为有机体不断地走向自觉的调节的发展的理论。”[1]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更集中讨论危机论范式。在阿格尔看来,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方法论包含三种:一是异化的理论和对异化的批判;二是深深植根于内在矛盾的制度的理论;三是危机的理论和过渡的战略。[2]虽然在阿格尔的研究时代(20世纪80年代之前),当时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最新的”成果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但他对危机理论和过渡战略方法论的范式总结已然开启了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研究。

  哈维的“三元空间辩证法”思想直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了原型,即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概念本身的三位一体。[22]哈维从空间的视角分别进行阐释:第一,使用价值是在“绝对时空”(absolute space and time)的意义上被理解的,指称现实客观世界具有使用价值的自然时空或物质时空,如机械工具、房产等;第二,交换价值在“相对时空”(relative space-time)的意义上来理解,被用来表示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相对空间与时间的形式,因而就不是绝对的,而是跨越的、互动的时空;其三,价值概念本身在“关系性时空”(relational space-time)意义上被理解。抽象的价值一般,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形式”,指称人的物质关系载体所承载的、既客观存在又非物质性表达的空间,它隐藏在物的社会关系背后而成其自身,是更加灵活复杂的全息空间。正如马克思把三重价值理论之间阐释为辩证的整合关系,哈维提出的三重时空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地理动态变化中也是辩证相关的。这也说明,资本主义的时空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流动中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危机中幸存,这是主要的原因。

  哈维更为直接地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哲学方法作为社会地理学的方法论,在地理学的社会景观空间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论的交互处找到了突破。他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所提出的三种价值理论解读为三元空间辩证法的雏形,把马克思的“三重价值”概念阐释为“三重空间”内的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背景下,以三元空间辩证法来对资本主义的生产环节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解剖,形成了自己的空间化社会批判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社会哲学家在面对以空间为主题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难题时,要么尝试挖掘、建构(列斐伏尔、哈维)马克思思想的社会空间化方法以识破资本主义的空间发展和危机转移的事实;要么试图重释或重构(阿尔都塞、吉登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理解现代性的空间化表征。具体而言,主要经过了这些探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与都市社会空间哲学问题域的开辟、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与社会结构问题域的开辟、哈维的三元空间辩证法与生产四环节理论的建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时-空理论、现代性全球化分析。他们从各自的理论背景或学科传统寻找各自的道路。

  首先,他们的建构过程存在着两个显著的共性。一是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理论家都在以不同的视角或方法来透析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空间化危机转移。这一点在前文中也有提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危机得到了空间化的新发展,突出的空间性已然成为现代性最显著的特质之一。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法”对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辩证差异性建构,本质上就映射了资本主义社会是空间不平等的非正义社会。这一点与列斐伏尔最为相似的人是哈维,他的“三元空间辩证法”直接从突出空间本质的时空维度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并深入解剖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转移理论的空间本质。哈维对资本主义危机转移理论的分析,受到阿尔都塞对社会结构不平衡性分析的深刻影响,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共时循环和地理结构要素的不平衡发展。吉登斯从现代性的时-空关系转变看待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化。虽然他只把资本主义看作现代性表征的一个维度,但不可否认,极盛现代性的高度风险化和极端化发展,本质上还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空间化发展的危机。

  现代资本主义都市问题的凸显,使三元空间辩证法进一步深化具体地走向城市社会批判哲学,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都市社会空间哲学问题域,即“都市总问题式”[16]17。列斐伏尔首次把马克思主义对工业社会的历史批判理论改造为都市社会的空间批判理论,也就是从空间与生产的双重互动中理解现代性城市化或都市化的问题。他不仅把城市地理景观的空间分割和使用仅仅理解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且也理解为现代工业社会下都市社会日常生活的总问题。从空间的“宏大叙事”转向了社会日常生活的微观视界。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中所固有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精神出发,从反思批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视域局限入手,在与当代西方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生态学等交流交锋及问题域重构中把握当代社会空间化现实的现象与本质规律。这种理解既印证着马克思主义依旧繁盛的当代生命力,也为科学地看待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道路探索历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法论视角。

  必须阐明的是,面对社会空间化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转移空间化的时代性,以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哈维与吉登斯为主线的西方社会哲学理论家都试图借鉴、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理论资源,恰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在空间化的当代特质中所体现的巨大影响力和正蓬勃的当代生命力。现代社会历史的空间化主题是历史性、逻辑性的阶段展现,历史唯物主义走向这样的时代现实,把握当代社会空间化的现象与本质,乃是马克思主义在现实实践中发展又在发展中实践之历史辩证法的应有之义。此外,西方社会哲学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性进行阐释或重构的偏离与不彻底,也展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身中内生出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社会批判哲学之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这个时代急切宣告历史唯物主义自觉的、自醒的,因而是内生的社会空间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社会理论呼之欲出。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